第一件事发生在2004年。当时，县教育局多次下发文件，要求法治课必须进课堂，必须做到课程表上有呈现、教师有教案、学生有作业。为此，县教育局还专门抽调人手开展为期一周的全县交叉大检查，对各校进行考核评估，最后县教育局进行总结通报。

　　事情过后没几天，县教育局召开大会，局长和基教办主任对我校课程表中安排有法治课的情况点名批评：法治课排进课表，那么国家规定的课程就会减少，是不是违反了国家义务教育相关规定？是不是擅自安排课程……当时的口气相当严厉，气氛非常紧张。

　　散会后，学校领导垂头丧气，十分懊恼。他找人将县教育局当时下发的有关文件、通知等一大摞材料整理好，准备交育局，顺便请示一下：这些文件和通知还有效吗？什么时间声明作废了？学校一直执行县教育局的安排，怎么忽然就错了？

　　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沟通后表示：事情搞清楚了，主要问题是教育局各科室之间没有沟通好。现在局里正在协调此事，今后一切按基教办的要求为准。

　　第二件事发生在2006年。县教育局局长和基教办主任等来我校检查工作，局长问：“你们开展理、化、生实验了吗？”

　　副局长大怒：“一派胡言！过去办学条件艰苦的时候，还要想尽办法、创造条件完成一些实验；现在倒好，条件好了，反倒因为怕这怕那不做实验了？我看关键问题是懒惰，教师完成实验课任务，需要课前精心制订方案、准备器材，实验完毕后还要填写实验报告单，还要事先借出、事后归还实验器材。我看就是嫌麻烦！不行！马上开设！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推托！”

　　看，一把手局长等以安全得不到保障为由不允许开设实验课，而且上面明确指示，义务教育一切事宜由基教办牵头，以基教办的安排为准。但副局长是专门分管教学的，教研室又是指导教学的直接机构，他们要求必须开设实验课……

　　许多时候，学校是处于不知所措、哭笑不得的尴尬境地。上边拥有统一的指令，政出一门，下边才不至于瞎忙活、白忙活，甚至摸不着头脑。当然，学校也不能一味盲从，要有勇气坚持教育教学基本规律，也要结合学校具体实际。